我所接触到的老作家杨润身

我从1991年转入石家庄党史部门工作后,其中有一项工作是征集地方党史人物,为他们树碑立传。因而对从石家庄走出去有了名气和为石家庄作出贡献的近现代人物比较关注。

杨润身是从平山走出去的文化名人,一度又回到平山体验生活,自然也在我们的关注之列。

大约是在2003年,对石家庄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比较熟悉的石家庄老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德良让我到他家,希望我能为杨润身写一部传记,张德良老部长还很郑重地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袋子,袋子里是他列的关于写杨润身传记的详细提纲。我感到这个任务很艰巨,对杨润身的名字很熟悉,他的一些文章也从报刊上看到过,可写一部传记得掌握多少素材啊。

听说杨老长期在平山县城住,有一次和他取得联系遂到平山拜访。这样一个有名的作家,并且在县里挂职县委常委,估计会住在一个环境优雅、生活方便的地方。等我们七拐八拐找到他家时,他却住在平山南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别人不住的旧式居民楼里。杨老住一楼西门,进了门是狭窄昏暗的旧式客厅,进到客厅适应一下,才能看清对方的面目;两间卧室的旧床上放着陈旧的被褥;迎接我们的杨老穿的还是褪了色的上世纪80年代用的确良布做的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

杨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我跟你的两个哥哥都挺熟悉,老朋友了。杨老地道的平山口音一点儿也不像20多岁就进入了大城市的人;慈祥和蔼的语气一点儿也不像个名人,倒像是自己的父辈。我跟他说明了来意,特意说明是受老部长委托来的。谁知杨老很诚恳地说:“文昭啊,不能写我,我算什么,我写的那点东西算什么!比我强的人多得是啊。”

杨老很健谈,80岁的老人思维敏捷,语言风趣。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到平山挂职的一些生活。

使杨老失去了最宝贵的创作年华,等到文革结束粉碎“”之后,老杨才重新归队,并在天津市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作协副主席。可此时的杨润身已经找不到创作的感觉了。有一度,他曾痛苦地说:“我的笔丢了!”

1978年年底,杨老不顾体弱多病,离开生活安逸的天津,带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回到了培育他、成就他但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革命老区平山县去找他“丢失了的笔”。

到平山挂职县委常委,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 ; 二是小车不坐、送礼不收、私事不办 ; 三是不吃请,下乡吃饭按规定付钱。

他是县委常委,县里给他配了小汽车,他却经常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体察民情、了解社情。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下乡采访,半路上口渴难耐,向路旁的农民讨了两个西红柿解渴。吃完后他发现自己分文未带,便骑了十几里路的车赶回县里取了钱,硬是把钱付给了那位农民。杨老的举动让那位农民大为感动,说:“你这样的老同志太少见了,真像是当年的老八路呀!”

平山这块肥沃的土地,使他的创作生命力在他的晚年再次焕发生机,他又捡回了“丢失了的笔”。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以每两年一部的速度先后创作出版了《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天堂里的凡人》《仙女峰的迷雾》《魔鬼的锁链》《危险的火花》《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等八部长篇小说,还有一本散文集《每当我走过》。杨老说:“我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群众找到我,给我讲故事、让我写文章,它们都是来自生活,来自农民。我知道,我的作品艺术水平不高,与别人的‘阳春白雪’相比,我的算是‘下里巴人’吧。”他说:“ 我这个人若离开了生活,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现在还能拿笔,还能写,但如果离开土地,离开农民,看不见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就写不了东西了。”

几十年来,杨老愿意用自己的笔写身边的百姓,为老百姓树碑立传,却坚决不同意别人来写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

本人工作几十年,上级交办的任务没有推卸过,没有拖拉下来完不成的任务,可老部长交办的任务这次没有完成。2007年,老部长张德良溘然长逝,没有完成老部长交办的任务,至今心中一直留下了愧疚。

2005年,全国掀起在党员干部中进行先进性教育的活动,石家庄市委也郑重地为各部门各单位部署了这一活动。活动的初期有一项要求,即:各单位要为党员上一堂党课。如何为大家上一堂言之有物的党课,我想到了在平山县城居住的杨润身老先生。杨老是老员、老革命、老作家,具有多重上党课的身份,但不知这位老同志是否肯屈尊前来。

3月上旬的一天,我从石家庄到平山专门就讲党课的事来请杨老。杨老很谦虚地说,“我老了,我说的事大家还愿意听吗?”我说:“您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您说的事大家能不愿意听吗?”杨老还就讲哪方面的内容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您就根据自身经历随便选择吧。杨老很痛快地答应了。

一位全国有名的作家,80多岁的老人专门为我们这样一个小部门来讲党课,一方面我非常高兴,一方面又觉得我们一个单位场面太小,听课的人少,显得对讲课的人不尊重。回去后马上与市委党校校长张景学电话联系,征求张校长的意见:“我请了作家杨润身来上党课,你们党校是否愿意一起听听?”张校长一听,马上说:“好啊,咱们一起举办这个活动!”地点就定在了党校会议室。

3月21日早晨,一大早我从石家庄出发,7点多到了平山县城杨老的家里,杨老说:“哎呀,文昭,你怎么还跑一趟,让司机来不就得了?”我说:“您能这么远去为我们讲课,我来接一下算什么。”说话期间,杨老已做好了出门的准备。出了门才知道,83岁的老人坐下来侃侃而谈,站起来腿脚很不灵便了,我扶着他,上车时轻轻地把他的腿先搬上去,人再坐上去。坐在车上,我为自己的行为有点自责、有点后怕,怎么能让80多岁的高龄老人随便出门呢,毕竟年龄不饶人啊!

市委党校的礼堂里坐着党校和我们单位的全体人员,杨润身的名字对大家是熟悉而遥远的,这次真人突然坐到了对面,大家摆开笔记本屏息静听。

杨老坐在讲台上,似有讲稿而完全不看讲稿,他结合自身经历从四个方面讲了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细微的事实阐述了深刻牢记“两个务必”的道理,让听者耳目一新。没有假大空的理论,没有老人的絮絮叨叨,有理有据,繁简得当,思维清晰,语言幽默,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博得了大家一阵阵掌声。大家从讲台上更丰富了对作家杨润身的认识。

我知道现在请专家、请教授作报告是要有丰厚报酬的,别说请这么有名望的并且年事已高的人了,真不知该怎样酬谢。事先我跟杨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杨老啊,请您这德高望重的人出山可不能白出啊!”杨老却十分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文昭啊,不管到那儿,我不能拿人家一分钱的报酬,这是我的原则!”

面对这样一个洁身自好的老人,我们不知怎样表达对他的感谢。看到杨老的床上铺的盖的不知是哪个年代的陈旧被褥,我们决定为他换一套新的。再去看望杨老时,我们为他购买了两套暄腾腾的被褥和舒适的枕头安放在他的床上,杨老看着焕然一新的被褥,对我们一再表示感谢。

以后,我在电话上和杨老联系过几次,但没见过面。2015年夏天,在天津的三哥来电话说,他最近去看了杨老,杨老身体不太好,不能出门了。屈指算来,杨老已经93岁高龄了,但愿杨老的身体能够康复,再回到生他养他的平山老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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